樊崇義
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
關鍵詞：毒品案件證據審查運用
毒品犯罪存在隱蔽性強、直接證據少、取證難、印證難、舉證難等特點。
毒品案件中最客觀的實物證據是毒品，其他物證還包括毒品包裝物、裝載物，從包裝物上提取物質以及裝載毒品的工具等。對物證的審查，應當把握：對毒品可疑物的保全，應當依據法律規定制作查獲經過筆錄、檢查筆錄、搜查筆錄、提取筆錄，毒品稱量、指認、收繳扣押筆錄；拍攝、制作的照片、錄像、復制品、筆錄，應當足以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不能反映原物外形和特征的，不得作為定案證據。物證應當一證一取，一證一照，并如實制作筆錄，分別采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固定和保存，由犯罪嫌疑人簽字確認。不能隨案移送或者不易保存的物證，應當逐個進行拍攝，照片附說明連同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保存在案卷當中；物證轉化為書證附卷的證據應當是原件。庭審質證時應盡可能地出示原物、原件，不能出示原物、原件的，才能出示照片、說明、復制品或者復印件；物證照片、錄像、復制品，必須結合在案的其他證據進行審查，經與原件核對無誤、經鑒定為真實或者以其他方式確認為真實的，方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預謀販毒案件中，查獲的毒資、犯罪工具應當提取、扣押，并制作相應筆錄，涉案銀行存款應當凍結。偵查機關應當隨案移送涉案款物，不能隨案移送的，應當移送涉案款物的扣押筆錄、提取筆錄和扣押物品清單，并證明其與犯罪的關聯性。人民法院對沒有隨案移送的款物判決沒收的，裁判生效后，偵查機關應當將保管的涉案款物上繳財政。
視聽資料及技術偵查資料是以錄音、錄像或電子計算機儲存的資料以及其他科技設備與手段所提供的有關案件的信息。對于毒品案件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的審查，應當把握：審查電子數據的來源和保管鏈條、電子數據內容的真實性、電子數據的表現形式和原內容，與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是否相互印證；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重大涉毒案件，應對訊（詢）問被告人及關聯人過程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對于視聽資料，應當審查來源，是否有通過剪接等手段偽造、篡改的可能，所反映的案件事實與其他證據是否相符，是否存在矛盾，與同時制作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筆錄、證人證言筆錄、被害人陳述筆錄內容是否一致；視聽資料制作、提取的時間、地點、方式或視聽資料內容存在疑點，制作、提取機關不能合理解釋的，該視聽資料不能采信。
何榮功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關鍵詞：禁毒刑事政策
近年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全社會的共同參與下，我國毒品犯罪治理取得了顯著的成效。6月21日，公安部新聞發布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以來全國禁毒工作群眾滿意度均保持在96%以上。但是，禁毒工作仍然面臨不少難題。比如，涉案毒品種類更加多元，涉案毒品結構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傳統毒品與新型毒品危害相交織。又如，毒品犯罪網絡化、智能化特點日漸突出，“互聯網+物流寄遞+電子支付”的非接觸式犯罪手段成為毒品販運的新常態。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寄遞業態發展，毒品犯罪手段更加隱蔽，查處難度明顯加大。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布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毒品犯罪案件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13290人，重刑率達23.6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約1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21年，全國毒品犯罪案件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重刑率總體為23.09%，各年度重刑率分別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8至17個百分點。
為進一步完善禁毒刑事政策，我們有必要關注如何有效減少毒品濫用，如何最大限度節省社會資源，如何盡可能減少刑法懲罰。近年來我國毒品問題治理越來越強調“治未病”，重視毒品預防教育。未來我國毒品問題的治理需要處理好懲罰、醫療和教育三者的結構比例和組合關系。在當前持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要強調以法治的方式治理毒品犯罪，重點關注以下幾點：第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現對毒品犯罪的精準打擊。第二，進一步推進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適用。第三，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第四，重視構建和完善毒品犯罪涉案財產查處制度。第五，重視新精神活性物質的有效規制。
石經海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關鍵詞：從嚴懲處
“零容忍”并非主要靠刑法治理毒品問題。無論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是從全面依法治國來看，刑事懲罰只是毒品問題治理體系中的一個舉措。毒品問題治理需要“打—防—矯”的體系化與整體性施策，除打擊以外，預防和矯治同樣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
在毒品犯罪案件的處理與刑法適用中要正確理解和適用“從嚴懲處”要求。一方面，毫無疑問，我們要堅持“從嚴懲處”，另一方面，“從嚴懲處”一定是依法進行。在某種意義上，“從嚴懲處”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嚴”的方面。我們在毒品犯罪案件的處理中，既不能脫離基本刑事政策，需要“當嚴則嚴”，也不能脫離刑法框架本身，讓“嚴”無法定邊界。
這里的“依法從嚴”，包括依照刑法規定的罪名、共犯、法定刑、毒品概念等方面，包括依法進行刑法解釋。從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來看，這個“依法從嚴”有著很好的體現，如強調依法嚴懲走私、制造毒品犯罪、大宗販賣毒品等源頭性毒品犯罪，并在罪行極其嚴重情形下依法適用死刑；依法嚴懲“具有嚴重情節的毒品犯罪及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并在罪行極其嚴重情形下依法適用死刑；依法嚴懲操縱、經營涉毒活動勢力、毒黑交織、槍毒合流的制販毒團伙；依法嚴懲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職業毒販、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運輸毒品、以暴力抗拒查緝情節嚴重、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等嚴重情節的被告人，并在罪行極其嚴重情形下依法適用死刑；深挖涉毒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加大對新型毒品犯罪、侵害青少年及危害農村地區的毒品犯罪的懲處力度等。
